法律首要解决的其实正是信任问题，它以不学习的方式来化约世界复杂性，将其压缩为按规范性逻辑来定位的形式，由此来限制各种风险，并确保信用的稳定。

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从道或永恒或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例如，如果假定，有理由如此假定，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治理颇为成功的政治体人口总量会增加，其占据的生活地域必定会扩大，生产技术会有进步，通常就会令社会劳动剩余增多并逐步积累。

但这不意味着功能解释只是一些胡思乱想。为何理论？ 但为什么追求理论，而不坚守历史呢？ 传统中国对许多问题的正当性回答往往就是回顾和叙述历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我只能分析论述在一些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下相关制度发生的基本逻辑和结构。例如，关于中国最早期的国家制度，有关的记录有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天文学上的大爆炸理论，从猿到人的进化论，都不因为它们得到了经验验证，而只因为其强大的经验解说力。

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可以，甚至必须，拧干时间，以便凸显理论思维的共时性，但既然真实世界中的人和事是历时的，因此理论思考和表达也必须始终敏感于并有效处理那些对于理论话语有意义的时间问题。因为，非但社会科学的理论，即便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并非都可以一一严格予以经验验证，许多只是能对大量经验现象给出逻辑上统一和系统的事后解释。Legge， James，1877-1878，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1877， No. 3， pp. 147-158， 1878， No. 4， pp. 223-235， 1878， No. 5， pp. 299-310， 1878， No. 6， pp. 363-374. 萧公权，1982，《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今天回顾，其核心在其崇高的、带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念仁与德——也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法系的核心。所突出的是一个融合和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董仲舒承继的是儒家一贯的仁政理念，譬如，声称天，仁也（转引自冯友兰，1993：528），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同上：519）的设想。这里还要说明，在儒学之中，董仲舒的帝国儒家主义思想和经学中的今文学派有一定的关联。

笔者在新书中举出产权法、继承法、婚姻法、侵权法等领域中的实例，进而说明其中的创新实例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读《春秋》以《公羊传》（而不是《左传》）为主导，突出其所包含的微言大义，特别是对统治者的一字之褒，荣于华衮。

其实，瞿同祖在其论证法律的儒家化的过程中，虽然特别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级之分，但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阳者，天之德也。未来走向的关键，在于借助崇高的道德理念来区别过去的善与恶的实践。在今文学（亦可称公羊学）的家法中，一贯把孔子建构为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素王。该文倡议，中国法律应走的道路乃是移植来的形式主义与本土的实用道德主义的长期并存，相互作用，并由此来建立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同时，笔者对优良实例中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倡议结合道德理念，权利原则以及实用考虑三维。再则是过度法条主义化的问题。笔者在纳入新书的文章中论证，中国现当代法律长期类似地在西方引进的法律和中国自身的传统，包括古代和革命传统，亦即组成今天的法律体系的三大传统之拉锯之下运作。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宇宙观则取自《易经》。

从历史、现实以及前瞻的视角来设想中国应该建立的正义体系，试图根据已经具有一定成功经验的具体实例来初步勾勒出一个未来的图景。实用理性与道德理念双维的结合，乃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

亦见董仲舒，2001：457，以及冯友兰，1993：512），亦即（可以称作）阳儒阴法的构想。特别是对德与利的鉴别，即《论语》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由此来反思剧变时代中的社会现实。

正确纳入，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所代表的中华法系，包括曾经大规模引进中华法系的其他东亚国家（日、韩等）的正义体系。我们需要的不是那样的科学主义认识和建构，而是兼顾普适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思维、研究与立法进路。譬如，法律规定，即便是在没有过错而对对方造成损害的事实情况下，法院可以考虑让造成伤害的当事一方负担一定的补偿责任，而不必被限定于形式化的没有过错便没有补偿责任的法则。他特别强调灾异，以为其表达了天对处于天人之际的皇帝的谴告。此点可见于中国党国体制中，根据党领导一切 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所占的领导国家的超级政党位置和西方的政党一般被视作处于国家和法律之下的体制十分不同。然后，笔者在新作中进一步论析法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形式主义演绎逻辑，以及其科学主义的认识倾向，论证其实际上是一种不合适地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错误认知方法。

以上都是笔者强调的实用道德主义的内涵。譬如，如今大跨国公司广泛雇用众多专业律师和会计师来为其钻形式化法规中的漏洞和空隙，惯常并公开地从事实质上违法但形式上合法的行为。

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在那样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如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逐利小人的天下，几乎人人都在忙着盘算怎样去赚更多钱。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形式和实质、抽象和具体、普适和特殊都是真实世界所必然具有的双维，不可简单偏重任何单一方。利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

这里，笔者有意识地与新近的、影响极大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 简称WJP）直接对话。同时，以引进的形式主义化宪法为国家机构的正式形式宪法。它的重点在人际关系，不在形式主义的个人权利。它既有类似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与其不同、具有前瞻性的道德理念的一面。

然后，笔者在新作中聚焦于民事与刑事间的关联，说明即便是在今天，中国正义体系仍然倾向长期以来不截然划分两者的传统。这是一个由错误的立法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实例，导致了大量的伪空和虚合作社的兴起，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权益和农村的重建都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

同时，兼用非正式正义（民间调解）和正式正义，以及由两者的互动而在革命根据地所广泛形成的半正式正义，如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其卓越之处在于不简单依赖法、儒任何单一方，而是凭借两者的并用与结合来创建一个更宽阔、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正义体系。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设想，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设想。举其要者，首先是律师和法庭费用高得离谱，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肩负的程度——这是韦伯早已经观察到的问题。

如此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既是主导（模仿美国关乎农业的）立法思想上的错误，也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和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错误。最后是政与法交织的党国体制，以及其如何长期结合的可能方案，倡议把党章确立为中国的非正式实质宪法，借此进一步明确共产党自我设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历史使命。【内容提要】 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式（国家）和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领域）。三、新型的中华法系 本文和笔者的新书因此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把法律和正义理解为活生生的使用和转变中的体系。

当然，瞿之特别强调礼和三纲五常，以及其中的等级尊卑划分，把其当作儒家的核心制度，是没有错的，但在笔者看来，儒家的思想中至为关键的，不是其等级制度，而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仁的崇高道德理念。而后，借助西方挑战主流的理论，如美国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传统，以及欧洲的历史法学法社会学程序主义法学等非主流法学传统，来对形式主义法律进行优劣的梳理，再由此探讨中国的实质主义法律传统应该如何与西方偏重形式主义的法律共存、拉锯、融合。

笔者提倡，应该借助优良的实例和错误实例的对比，来试图澄清中国法律该走的道路。他在严峻的法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之上，纳入、贯穿儒家的道德理念，特别是仁政与德治，借以补法家之不足，要求在严厉的制度之中，添加和贯穿仁慈、温和的道德理念。

这是一个要求综合中西的设想，也是一个要求适用于中国变迁中的实际的设想。相应当前的民法典编纂而试图更为系统地突出融合中西的理论与实例，新作继而展开论述且聚焦于三个主要领域的探讨